天網（網路版）: 農村人權狀況變壞──國新辦白皮書沒有可信度

2015年7月31日星期五

農村人權狀況變壞──國新辦白皮書沒有可信度

今年6月10日，中共“國新辦”突然拋出白皮書首次變相改動“一國兩制”定義，自此掀開香港民眾的新一波普選抗爭，觸發6月22日近80萬港人公投，“七‧一”51萬港人上街。

「習武帝」的帝國夢，終將是黃粱一夢。不管地緣政治學家們是否願意承認，事實是中國開始了與西方的冷戰，儘管新冷戰在諸多方面與上世紀的傳統冷戰不一樣。無論傳統冷戰還是新冷戰，其核心問題是意識形態合法性與正當性之雙重競爭。以美中關係的本質為例，前者堅持源自宗教理想的「山巔之城」維護與續存乃至推廣，其意識沒有任何變化；後者在「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失敗後，將自身夢想暗示為「造福全世界」。
現實中可觀測層面的東西也有。比如說，中共全面整肅有西方背景的國內非政府組織，以致美國有四十多個商業和專業團體給中共全國人大寫信，要求從立法方面緩解這一壞趨勢。
大膽編造統計數據
一九九四年，將臨生命終點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回顧其一九七一年的對華接觸政策時，曾感歎他的政策也許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即中共不僅不會接受和平演變，而且還會對全世界形成良知方面的威脅。中美緩和已歷四十四年，尼克松離世也有二十一年，新冷戰為「科學怪人」做了最好的詮釋。儘管美國國內集中在「中國崩潰」預判上還有較大分歧，更有影響力很大的學者為「北京共識」進行辯護，但是建設性接觸共識確實無可避免地開始瓦解。新冷戰在中共一方雖以批判普世價值為重要指向，但是它並不否認重要概念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人權，是一個核心問題，儘管它主張集體人權高於個體人權。為了應對西方壓力，中共出台專題報告宣稱本國人權狀況有最新改善。比如，六月八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了《二○一四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宣稱在與人權相關的領域取得了重大進步。
白皮書中說「公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在數據上是「每個行政村一月放一場電影」，以及「農家書屋工程覆蓋全部行政村」，等等。事實上，不但每月一場電影形式完全沒有需求點，其需求已在電腦、手機等媒介上實現，而且很是稀有的農村電影播放固定地點也都是「樣子貨」。我的原籍村與中共已退休常委賈慶林的原籍同屬一個屯子（集團村），九個行政村只有一間電影放映室。它建在了賈的原籍村，意圖是給賈回鄉省親一個好印象，儘管賈自那個放映室建立後從未回來。大約十年過去，那個放映室所放過電影的次數也不過五次。
至於農家書屋一說，不僅我的原籍九個行政村絕無一個，而且有的村民得知國家有此安排後認為「黨支部把錢給吃了」。黨支部吃了那些錢與否或者那些錢本來有否都無從調查，而我問及的近一百個村莊，沒有任何一個有農家書屋。國新辦的數據如何得來雖不可知，但它是「官出數字，數字出官」老套路再現無疑。數據會「變形」的，諸如在城郊結合部的一個廣場上放幾場露天電影，可以被統計到對所有村莊的放映裡面去，並且那些數據也會以「雞生蛋，蛋生雞」的套路來乘數級地產生。具有諷刺意味的，就算是農村因素居多的城市其電影播放業也呈現出難以為繼的情狀，不得不將建築空間租給博彩業等經營者。
村官猖狂施虐小民
在社會文化公益方面，不惟可以「官出數字」的農村書屋狀況全係編造，而且現實可目測的微觀實證也會讓國新辦無法自圓其說。實體書店的大幅度萎縮是個持久文化話題，也印證了意識形態既得利益集團主導的「文化改革」的失敗。目前，不僅興起於鄧小平時代的私人小書店在三四線城市近乎絕跡，就是公辦唯一正統的新華書店也都將經營店面壓縮到最小，絕大部分租給旅館業與售酒業等。「文化改革」沒有帶來文化人權，相反，在農村的官權猖狂比國新辦的數據造假更大膽。比如，河北某農村一位「先當村長後入黨」的村委會主任，在入黨慶賀宴會結束後借著酒勁去搖晃一位因病長期臥床的年老村民，惡狠狠地說：「看你還敢不服？往後我就當支書了！」由於該人名聲太壞，三屆後落選村委會主任，但仍然任派出所指定的村警。正是村警一職在身，使屢受其欺壓的如臥病老村民「沒法告他」。如果不是最高黨媒在習近平考察貴州農村後，自己承認鄉匪村霸現象嚴重，我的微觀調查一定會被指為「敵對勢力造謠」。不過，數年前我所在的縣級市一個村子裡發生村民集體求免死殺人者的轟動事件，官媒也予以報道。殺人事件肇於村主任欺人太甚，闖進租場養豬的外地人家裡毆傷數人，被欺者忍無可忍以鐵棍打死了惡霸村主任。
普通村民的經濟人權難以得到保障，其如黨媒所說的村官截留各種補貼乃等閒事。而在村民「不配合」鄉村工程時，遭遇暴力也很普遍。在我的原籍村，支書家人曾打得我的一位族弟當眾下跪，原因是後者認為修路砍了他的樹而不予事先通知，找支書理論並發生口角與推搡。
鄉鎮政權為害日久
農村現實生活之殘酷超乎想像，六月九日發生在貴州的四名農村留守兒童因饑餓貧困集體自殺事件可算一個側影。事件發生的頭一天，國新辦發佈了白皮書，宣示農村人權狀況如何之好。就是不看貴州那樣的經濟落後地區，僅僅看我與賈慶林的原籍所在，經濟狀況還算不錯之下掩蓋了整體文化人權的凋零。比如，四代婦女群體除了年輕人可以玩玩手機（包括看手機電影），上三代都是絕少獲得好的文化商品供給，「沒事兒，坐閒街」而已。
農民的經濟人權也要給鄉鎮的「集體人權」讓路。五月初，有毗鄰某縣的村民跑幾十里路來求我代寫控告材料，口述內容則是鎮上幹部對村支書毆打其胞兄視而不見，而其胞兄遭毆的原因僅僅是未在挖溝協議上簽字。在未徵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鎮幹部坐陣、村支書指揮，施工人員強行在村民麥田挖溝，聲稱「是為了保護京滬高鐵」。所謂保護京滬高鐵的工程其補償款也是經過鎮上「扒一層」才給到村裡，村黨支部與村委會再「扒一層」才發給農戶。我在做農村調查時，還碰到新當選村委會主任因不是鎮上預定人選而被多方刁難的事情，鎮幹部也一直鼓勵村支書違法行事，稱曰：「民意不頂狗蛋，還是黨說了算。」
來源轉自：

【2015年7月號爭鳴總453期（大陸）綦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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