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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6日 星期一

產能過剩與改革資源匱乏並存


產能過剩的中共,有生產的地方就有產能過剩是不爭的事實。
目前,無論「新常態經濟」被作何種詮釋,有生產的地方就有產能過剩是不爭的事實。如果用國內消費能力與庫存量相比,後者在前者三百倍以上已是保守估計。
這個宏觀分析數據並非大而化之的表述,其反映在重要產業方面則可獲微觀證實。比如,曾自命為「民族工業」的汽車生產行業,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靠向經銷商轉移庫存而保持業績,而經銷商的去年虧損面積超過了百分之七十。

消費者支付隱形「附加稅」
對國計民生影響的其它行業情況更加糟糕,庫存比之於消費能力已經高達千倍。如白酒行業,一些國資背景的中級品牌在積極尋求整體股權拋售。不管是特定項目的管理層收購(MBO)還是不特定對象接盤,在之前的產能擴張過程中,企業管理層乃至國資控制層都撈夠了「工程好處費」。對某個投資三十六億的擴產項目系列進行該方面的樣本調查,「工程好處費」與項目總投資之比已經達到了一比七點三。
排除政治秩序治理層面的評判,僅從政治倫理方面看,過去十餘年的大規模全國產能擴張實際上是一個不公平加劇的過程。那些無以計數的「工程好處費」意味著消費者要向生產者支付隱形且不當的「附加稅」。大量隱形且不當的「附加稅」最終破壞了市場秩序。中產及以上階層的大量境外購物已經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因為他們有能力做境外旅行即旅行費用本身不會形成負擔,而其獲得的商品性價比是國內的三倍以上乃至數十倍。儘管一些境外購得商品係國產,但在其生產流程中就已經嚴卡了質量標準,使同類同簽同型產品的質量高於國內數倍。更為致命的是質高產品的出口價遠遠低於國內同類同簽同型產品。這種極大的價比差別,對國內中產以下消費者也是極為苛刻的「附加稅」。
以胡錦濤交權的文本(十八大報告)來做精確考察,中國今日所謂經濟成就本質上是以巨大社會不公平為代價的。胡報告稱:中國用了十來年的時間,實現了經濟總量從全球第六到全球第二的躍升。更有一些與當今中國統治集團有利益共謀關係的國際不良資本勢力,將第六至第二的躍升視為人類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蹟。然而,巨大的社會不公已經是胡習交接班時的「未解難題」。

統治階層深病於「代碼症」
胡在十八大報告中提了「八個必須」,其中第四個是「必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從邏輯上講,「三個代表」在推動以巨大不公平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過程中,也留下了八個巨大的幾乎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破壞。同時,「八個必須」也是胡溫留給習李的任務清單,而今僅靠反腐一項推進社會公平幾無任何可能。反腐新政固然在品位上遠勝於「三個代表」與「八個必須」之「代碼政治」──此已成為頑固的政治疾病,但是,反腐新政被極端突出實在說明改革資源的匱乏,且是極度匱乏。
不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或者說沒有解決此問題的政治資源,任何改革均不免失敗結局,乃至於以社會全面崩解為代價。中國有歷史記載以來,能稱得上「全面改革」的只有公元初的王莽改革。今日所謂的全面改革與王莽改革的廣度與深度相比,實乃十不及其一也。王莽在解決最關鍵的土地所有權過度集中問題上失敗,不得不放棄此項核心改革。還有,在王莽將土地所有權列為第一改革目標之前,已經有過「師丹限田」的同類改革失敗。
當今「代碼症」統治之下,與王莽土地制度困境相似的或曰同質的是,國企名義所有權與實際控制權矛盾。國企能否「股給人民」是習版「全面改革」的關鍵之關鍵。但是,這又幾無可能,因為習政治有所謂底線限制,「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是也。而國企「股給人民」,絕對是統治集團視為顛覆性錯誤之重大者。

奢侈品消費巨大「內外差」
產能過剩與改革資源匱乏並存是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基本政治特徵,在現有統治條件下,半個世紀不會出現根本性轉變。統治集團處於知而不為的無奈狀態,乃至於不顧國際上利益相關方的勸告。在胡習權力交接之前,就有勸告性言論曰:「阻礙中國經濟以兩位數繼續增長的不是全球危機,而是社會不公平。」可以說,而今中國社會的不公平像無法治理的霧霾一樣,時不時會瀰漫社會,極為微小的公平舉措如平反了一個十年刑事冤案,社會就像偶爾看到了藍天。
中國社會因嚴重不公而致使底層社會缺乏應有的購買力,所謂擴大內需也直截了當地成了政治謊言。消費方面的不公體現在奢侈品市場上尤為明顯:去年一年,中國本土奢侈品消費折合為二百五十億美元,同比呈現下降趨勢;境外奢侈品消費為八百一十億美元,同比呈上升趨勢;如此「內外差」是高端購買力階層的經濟信心反映。儘管這裡面也有涉及國內隱形「附加稅」因素,但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內外差」與兩種經濟現象有明顯的關聯。其一是,香港投資者整體上不看好大陸經濟,於是,出現了三月二日的「滬港通」沽空機制(Short Sale)的首日零交易;其二是國民資本外逃加速,估計今年內外逃量將會達到三千五百億美元。
從較為專業的角度看,即使今年六月份摩資指(MSCI)將大陸A股動態納入其指數體系,也不會對香港投資者有提振對大陸信心的作用。陸港經濟交流更像大陸意識形態體系的「空檔車」,有轉速而無里程。香港投資者經驗老道,他們不可能相信一個政治失敗的經濟體除了資本外流迅速之外,還會呈現經濟方面的勃勃生機。這也是中國改革倫理「先經濟後政治」的最後死局,因為任何一位有權能的改革者在真心上從未想過實行政治改革。

來源轉自:
【2015年4月號 爭鳴總450期 (大陸)謝 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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