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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6日 星期一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堅持一黨專政 否定法治


中共雖提出「依法治國」口號,但仍然堅持一黨專政。

套用歌頌毛的詞句習近平再造個人崇拜。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其「法治中國」制定路線圖,並廣泛宣揚,然而,中共雖提出「依法治國」口號,但仍然堅持一黨專政。
中共一黨專政的歷史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堅持一黨專政已有六十多年歷史。中共專政可分為三個時期: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鄧小平時代(一九七六至一九九七年)及後鄧時代至習近平時代(一九九七以至今日)。
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一九七六年逝世,前後統治大陸二十七年,政治運動迄未中斷,從三反、五反、土改、大躍進、人民公社、階級鬥爭到反右及文革,毛始終堅持一黨專政(其實是一人專政)、政治掛帥、個人崇拜、專制極權及鎖國政策。毛澤東的清算、鬥爭非常殘酷、血腥,並持續壓制民主改革的訴求。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逝世後,華國鋒出任中共主席及軍委主席,並續任總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斷然逮捕「四人幫」,有意成為毛後強人。然而,鄧小平復出後迅速終結華國鋒的過渡時期,並起用胡耀邦與趙紫陽,分別出任總書記及總理。
鄧小平開始主政後,立即摒棄毛澤東的政治掛帥政策,改採經濟掛帥戰略,制定改革開放政策(其實只是經濟改革及經濟開放),但仍然堅持一黨專政及四項基本原則,因鄧小平認為政治寬鬆政策必然影響穩定,也必然影響經濟發展,因而堅決反對政改及政治開放,力主「穩定壓倒一切」之說,並實施「政緊經寬」政策,要求全方位的經改,同時制定「四個現代化」的大政方針(但不包括政治現代化)。相反地,胡趙卻主張政經改革同步進行,同情甚至支持學生民運。
事實上,胡趙均已認識到民主化的洪流難以阻擋,因而要求逐步推動政改。鄧小平在經建上雖頗具遠見,但卻未能清楚認識到全球民主化的趨勢與洪流,因而全力抗拒,終於導致天安門歷史性的鎮壓悲劇──鄧小平的盲點及改革的局限性終於展露無遺。而胡趙對民主改革的堅持也導致他們二位的去職,重創中國政經全面改革的訴求。
「六四」鎮壓事件後,鄧小平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北京與來訪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教授談話時對胡趙作出了評價:胡趙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執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明顯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鄧小平對胡趙並無任何肯定,顯然是全面否定。鄧小平罷黜胡趙後,起用江澤民與李鵬等人,形成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並隔代欽定胡錦濤為第四代領導人。
江李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運後開始主政,延續鄧小平的一黨專政、政緊經寬政策,否定胡趙的政改要求,甚至在經改上,江李似亦展現相當保守的做法。因此,鄧小平於一九九二年南巡時發表一系列的談話,不點名地嚴厲批評江李等第三代領導人,要求「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要顧慮「姓資還是姓社」、「多一點計劃或是多一點市場」等問題,必須勇往直前,突破經改禁區,並多方面汲取及借鑑資本主義的優勢與經驗──在經改上,鄧小平的「黑貓白貓」、「姓社姓資」等說法展現他的經濟務實論。然而,鄧小平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之說(「先富論」)雖然加速中國的經濟發展,卻也導致嚴重的貧富懸殊及貪污腐化。
鄧小平的南巡談話(為鄧逝世前最後的重要講話)發表後,江李似有所警覺,立即加速經改及經濟發展的步伐,至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經濟逐漸出現繁榮景象,但在政治改革上,江李並無任何具體行動,仍然繼續鎮壓民運。

中國崛起 壓制民主
二○○二年中共第四代領導人開始主政後,胡錦濤與溫家寶發現「先富論」及「高速經濟發展論」等政策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矛盾及失業、住房、醫療、環境惡化、社會福利不足等問題,認為經濟發展的成果為少數人所享有,多數民眾並未分享,因而徹底否定江李的經建政策,改採「均富論」、「平衡發展論」等新經濟政策。
在政治上,毛澤東堅持階級鬥爭,但胡錦濤提出「以民為本」之說,要求構建「和諧社會」,並紀念胡耀邦,甚至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之說。因此,某些人士對胡溫寄以厚望。
然而,胡溫並未提出民主改革的時間表,仍然大舉逮捕民運及維權人士,限制宗教及言論(特別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始終堅持一黨專政──這是胡溫的盲點,也是胡溫改革的局限性,與鄧小平的盲點及局限性頗多相似之處。
在胡溫領導下,中共推動全方位的發展戰略,在經濟、外交、軍事、科技、太空、體育等領域,中國在全球開始崛起。甚多國際經濟機構及經濟學家估計,在二○三○年左右,中國應可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然而,一黨專政的中國雖開始崛起,但仍然強力壓制民運。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貪腐橫行,大陸的民怨、民憤日漸累積,導致全國各地的廣泛抗議、抗爭活動迭起,中共各級領導疲於奔命,傾力鎮壓。
習近平雖然於二○一四年提出「依法治國」之說,但仍然有所堅持:
‧一黨專政
‧黨國不分
‧黨高於國
‧實施人治、黨治,法治只是口號。
‧否定發揮監督、制衡的反對黨,民主黨派實是中共的尾巴黨,也否定軍隊國家化的要求。
‧各級人大只是橡皮圖章,不可能發揮監督中共政府的功能。
‧各級政協只是安撫退休官員的養老院,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也不可能發揮任何功能。每年三月人大及政協舉行政治大拜拜,非常熱鬧。
‧中共的媒體只是黨的心聲,並非人民的心聲,不可能發揮獨立媒體應有的批評、監督等功能。
‧中共完全否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
此外,中國各級公、檢、法系統均由黨委書記掌控,完全無法獨立行使職權。

西方媒體對「依法治國」之評析
西方媒體及學者對習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國」之說非常悲觀,甚至認為沒有任何可能性。
《華盛頓郵報》(美國三大報刊之一)於二○一五年三月九日發表著名政論家弗德‧海地(Fred Hiatt)的專文指出,中國社會為一沒有法治(lawless)的社會,中共逮捕大批律師及民運與維運領袖,根本無意推行法治。
《華盛頓郵報》於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發表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鄧保的評析專文指出,中國的法治只是空洞的承諾(empty promise),法治其實是控制社會的工具(tools)。
此外,《紐約時報》及其他西方著名媒體(如路透社),也曾發表甚多專文指出,習近平掌控黨政軍及內政外交,中共顯然已從一黨專政走向一人專政,推動法治似乎為一不可能的任務;中共也無意推動政治改革及政治現代化。

來源轉自:
【2015年4月號 爭鳴總450期(美國)楊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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