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思想史上不乏偉大預言家的身影，英國人愛德蒙‧柏克精準地預言了法國大革命的結局和長遠後果，他不僅提前預告了暴民專政、政治屠殺、恐怖統治，甚至連軍事強人接管革命爛攤子並進行獨裁統治也預測得分毫不差。法國人托克維爾天才地預言了美國和歐洲民主化時代的到來，他還預言了美國或爆發南北戰爭，將吞併德克薩斯，他甚至提前一百多年準確預報了美、俄兩國將共同統治世界（托克維爾因此而被恭維為未來學的奠基人）。
近代中國人當中也有大師級的政治預言家，如梁啟超便是，梁精準地預言了清王朝的覆滅時間（「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也清醒地預見到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難免長期內亂和嚴重外患，晚年梁啟超（梁五十七歲早逝，其實談不上晚年）預見到了日本將侵華且將失敗（「若欲戡定中國全國，則所耗日本兵力財力必二三十倍於台灣」，「數十年後其國反以是自取滅亡」），他甚至預見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剛剛從俄國沾染上的「赤化」、「赤禍」非同小可，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但總的說來，作預言是極困難的工作，好的預言家如鳳毛麟角，十分稀少，大多數預言家都是濫竽充數，不值得信賴。共產黨的大宗師馬克思、列寧就是成績特別糟糕的預言家，關於未來，他們沒說過幾句靠譜的話。馬克思幸災樂禍地以真理的名義宣判了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死刑，順帶以上帝般的口吻預告了家庭、民族、階級、國家等等一切既有的人類共同體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人人平等、個個富足、共產共家、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迄今為止仍將這一套早已破產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奉為圭臬的國家，卻是當年馬克思眼中「東方專制主義」的大本營中共。
「中國崩潰」用詞不當
糟糕預言家的通病是草率、臆斷，好作誇大之論，好出驚人之語，某種程度上近乎「標題黨」。但問題在於，糟糕的預言家往往更加吃香，他們更擅長嘩眾取寵，更容易名滿天下。近些年來關於中國的預言就是如此，要麼「中國第一」，「中國世紀」，要麼「中國大劫」，「中國崩潰」，總之不是好上天，就是壞入地。其實，以中共的立場而言，鼓吹「中國世紀」固然很有面子，驚呼「中國崩潰」──這個詞兒在中文裡通常包含了四分五裂、天下大亂、一塌糊塗、一敗塗地、全面倒退等負面含義──也有政治上的好處：把共產黨政權的倒塌描繪得可怕一些、再可怕一些，不僅禍害本國、禍及周邊，還要禍害子孫、禍延全球，那麼兩害相權，為免於「崩潰」之害，豈不是讓共產黨繼續掌權、再繼續掌權來得更合理一些？
在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發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續倒台之前，全世界的政治預言家們竟集體缺席，他們全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蘇東各國並非無跡可尋的制度衰竭表徵和政權猝死先兆。似乎是為了彌補在蘇東巨變中後知後覺的遲鈍表現，這些年來，預言家們對中國作為上一波共產政權猝死風潮的倖存者、兩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漏網之魚，給予了超乎尋常的積極關注。預言紮堆，言多必失，倒也無可厚非，但我以為，即使以蘇聯、東歐為參照，像「中國崩潰」這樣的預言也有誇大其詞、聳人聽聞之嫌。嚴格說來，蘇東巨變大多數當事國之擺脫共產黨政權，事變之前前後後，均未產生崩潰性的嚴重後果，相反，都走上了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雖然有些國家走得不太穩健，但也不必以「崩潰」二字相貶。即使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分裂、國家解體，亦未始不是一種解脫，只有前南斯拉夫是例外，其裂解過程過於血腥暴烈，不值得給予正面評價。
章家敦律師寫了那本思想性、邏輯性都欠佳的暢銷書《中國即將崩潰》，發佈了一條精確到年份的「中國崩潰」預言，而其核心論據不過是中國經濟經不起WTO衝擊，一經衝擊必全面引爆積聚隱蔽已久的中國經濟──金融危機，於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非「崩潰」不可。他顯然沒有用對「崩潰」這個詞兒──前兩波國際金融危機既然並未導致東南亞與歐美崩潰，同理也就未必導致中國崩潰，或許反而更有利於中共借機強化中央集權統治也說不定，但更糟糕的是，他恰好把整件事情給說反了。比起那些更加成熟的市場體系國家，半吊子市場經濟的中國才是此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最大獲益者。如果章家敦真的相信市場競爭和經濟自由主義的邏輯，他本該知道，國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友軍而非敵軍，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金融體系的解藥而非毒藥，如果他非要把WTO與「中國崩潰」掛鈎，他的預測結果本該是：加入WTO若不能有所化解，至少也將延緩某種程度的「中國崩潰」。
沈大偉「中國崩潰」析疑
沈大偉（David L.Shambaugh）教授不同於章家敦律師，第一，他是美國主流的、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是「中國通」，見多識廣、著作等身，而不是章律師那樣比較業餘的中國問題預言家或「占卜士」；第二，他不僅對美國社會的對華態度、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有深厚影響力，曾是駐華大使候選人，也因一向「親北京」、是「熊貓擁抱者」而常常行走於中共高層和政學兩界，對中共官方亦有深厚影響力，所以，沈大偉三月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斷言「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開始進入殘局（endgame）」，讓人既覺得意外，也感到新鮮。這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得說，沈大偉的文章有「標題黨」之嫌。實際上，文章內容並不涉及所謂「中國崩潰」，他只是談到了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以及中共現行統治方式的未來存續問題，而完全沒有談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及其領土完整、主權統一和民族關係結構的未來存續問題，所以，其題目中的「中國崩潰」似應改為中共崩潰為宜。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法預測中國共產黨何時會崩潰，但是不難得出結論我們正在目睹它的最後階段。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歷時第二長的政權（僅次於北韓），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永久統治下去。」他還說：「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長期的、混亂的、暴力的。我也不排除習近平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廢黜的可能性。」此種表述當然不是什麼「中國崩潰」，而只是中共倒台，或者僅僅是習近平倒台而已。如果沈大偉的意見只是中共正走在逐漸失去其壟斷性統治地位的道路上，那麼，沈大偉的預言在內容上倒是完全正確的。
沈大偉提出了五個「跡象」──包括富人移民、政治壓制、宣傳失效、腐敗與反腐敗的風險、經濟衰退陷阱──以論證中共統治已進入尾聲的觀點。但是，這五個「跡象」並非剛剛出現，而是由來已久，而僅僅在幾年之前，沈大偉教授對中共和中國的前景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在二○○八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中，沈大偉的結論是：「儘管中國共產黨出現了收縮，但它仍然是一個相當強大和具有彈性的組織。確實，問題與挑戰確實存在，但是實際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潰。」他也明確而武斷地排除了當時由江、胡領導的中國「在全面的政治崩潰後四分五裂」，或「陷入長期停滯狀態」，或「墮入法西斯主義制度」，或「回到毛澤東主義制度」等幾種政權衰亡的可能性。
令人不解的還有，在沈大偉的新文章裡，壓制反對派被當作中共崩潰的跡象之一。而在舊著《收縮與調適》中，「中國共產黨也不容許任何反對派出現，因此，一旦任何有組織的政治活動露出苗頭，就會立即遭到壓制」卻被當作中共「執政工具並沒有銹蝕掉」的證據。這兩種說法有著巨大的差異：為什麼二○○八年中共壓制反對派是一種「調適」，二○一四年壓制反對派就意味著「崩潰」？此中差異何以成立？難道他的批評性預言並非對事不對人，而是專門針對習近平當局？
習近平與曾慶紅的路線鬥爭？
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採訪時，沈大偉承認自己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標題不當，過於「吸引眼球」，因而引發了不必要的爭議。他沒有繼續糾纏「五個跡象」，而是直截了當切入了習近平與曾慶紅之間的路線鬥爭，以此對文章作出了幾乎全新的詮釋。他解釋說，曾慶紅是中共調適路線的制定人和保證人，曾慶紅路線是中共長治久安的唯一正確路線，當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逐漸背棄了曾慶紅路線，由此走過拐點、掉頭向下，而習近平上台之後拒斥政改、強化鎮壓的執政行為加劇了崩潰走勢，使中共統治更加接近崩潰的臨界點。
沈大偉這番貶習褒曾的講話令人訝異。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曾慶紅路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從江曾到胡溫，再到習近平，似乎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路線轉向。比如打壓異議，當年江澤民、曾慶紅與當今習近平在程度上、範圍上確有差異，但本質上、方向上並沒有明顯的不同。習近平上台這兩年裡唯一與江、胡兩位前任拉開了差距的作為，只是「打老虎」、反腐敗而已──如果說曾慶紅與習近平有什麼重大路線分歧，似乎也只能是反腐與反反腐的路線之爭。
目前，北京高層權鬥正酣，氣氛緊張，「老虎」很鬱悶，「武松」也很煩躁，用王岐山的話來說，「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尚未取得決定性勝利。今年二月，中紀委網站聲討「大清裸官慶親王」，那當然是以古喻今、指桑罵槐的老把戲，矛頭所指，呼之欲出；兩會期間，曾慶紅前秘書施芝鴻氣急敗壞，憤怒回應「全民競猜慶親王」；而曾慶紅勢力染指頗深的國安系統遭清洗，軍委辦公廳、中央警衛局也走馬換將；財新網起底郭文貴，郭文貴隔空叫板胡舒立，……凡此種種，恐怕早就有不止「五個跡象」表明曾慶紅或將淪為習、王新一輪「打老虎」的目標，曾慶紅的勢力眼見得「即將崩潰」，只是困獸猶鬥，還不肯甘心認栽而已。在此微妙時刻，沈大偉教授公開貶習褒曾，此舉疑似介入習曾之爭，人們難免要問：沈大偉究竟是「親北京」還是「親江曾」？他是在替曾慶紅傳話嗎？「崩潰」云云是政治預言，還是「曾老虎」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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