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 鐘
共產黨在文革後也感受過「三信危機」(信仰、信心、信任),那是對毛主義破滅的反應。但是取代無物,只有鄧氏三論:貓論摸論不爭論。這極為霸道的違背共產運動傳統的規定,不僅扼殺黨內異化論的人道主義反思,鎮壓民間要求民主化的現代浪潮,而且直接導致和縱容權貴資本主義的氾濫,演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後江胡的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乃至新出爐的習近平「四個全面」——無不顯示中共理論粗陋、膚淺的特質:
一是空泛而隨心所欲。毛當年的總路線竟然是這樣的表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到了文革,更是滿嘴胡說,天下大亂、造反有理、八億人不鬥行嗎?八大原本有些理論歸納,都被他一腳踢翻。到了鄧朝,解釋姓資姓社,根本說不清楚,強詞奪理。一國兩制更其不能自圓其說,十五年、五十年、100年不變,信口開河。二是玩弄數字遊戲,忽悠百姓。以四個全面為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試問,任何事情離不開面度、深度和速度的三維指標,何以只要其一?全面何所指?有趣的是習去年首次提出時只有前面三個,後來要形成全面理論,變為四個。三是虛偽矇騙、強姦民意。任何政策理論的制定,不僅沒有媒體、民調的基礎,連黨內的討論爭辯也沒有,就妄稱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或者以假案個案代替全局,對馬列毛不敢批判、不敢修正,掛羊頭賣狗肉。
反觀國外,不說西方、台港以法治國,理論是學術界的事。就看看共產國際,從馬恩到蘇共最後閉幕,他們在各個階段都不迴避理論的爭論與挑戰,尤其是第二國際時期和二戰之後的蘇東、歐洲各黨,他們對面對現實,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種種問題,早有非常自由、深入和成熟的探討,即便出現斯大林主義,他們的黨章、憲法也不曾有過毛獨裁時的無法無天,仍然保留黨內大辯論、民族自決等條款。蘇共二十大是一個典範,不僅勇敢地揭露斯大林罪行,而且對當代一系列全球性重大理論問題提出論述,並展開討論。表現對國家對人民的誠意與責任。這是「修正主義」值得敬佩的地方。蘇共亡於此,乃是「死得其所、死得偉大」。可是中共幾十年抱殘守缺、坐井觀天,以獨佔統治權力為榮,毫無還政於民之意。處處表露共產主義屢屢嘲笑的小農性格的狹隘和自私。西方最近時興中國崩潰論,從政治制度而言恐還未必,但理論上看,三信危機空前嚴重,確實是一派末日景象。
(2015-3-14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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