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利用其內部的龐大系統從西方竊取機密,以維持中國經濟成長並進行軍隊現代化。圖為中共八一軍委大樓的一名衛兵。(Alexander F. Yuan/Getty Images)
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共軍方、政府、企業、學術界的要素為了一個目標交織在一起:從西方竊取機密。中共政權每年從美國盜取價值數萬億美元的機密,為經濟和軍隊科技化提供動力,卻未受到任何懲罰。
英文大紀元記者經過兩年的調查之後,大致釐清了中共軍事—工業聯合體的內部結構。通過對情報和安全專家的訪談,本文揭示了這一受到中共批准而盜竊他國勞動果實的機構的內部運作架構。
中共竊密系統龐大
在這場博弈中,美國遲遲未動,最近才開始回應。該國司法部於2014年5月控告5名來自中共軍方61398部隊、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駭客,因而登上了報紙頭條。
然而,中共這套系統並非僅限於軍方駭客。遍及中國各地的組織充當「轉移中心」,將偷來的訊息加工成可使用的方案。中共的官方計劃為這些竊密行動提供協助。整個系統通過政府官員、軍官、企業高管和中國各地的學者組成的腐敗網絡聯繫在一起。
雖然一直有媒體報導有關中共網絡攻擊和間諜從西方竊取技術的新聞,但其真正的規模遠超過報導所及。
美國「黑色行動夥伴公司」(Black Ops Partners Corporation)執行長弗萊明(Casey Fleming)說:「我們在美國看到報導出來的數據外洩案例,只是實際案例的一小部分。2014年報導的大部分數據失竊案都是零售商的案例。因為這些案件中消費者的個人可識別資訊(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被盜,零售商有責任通知執法機構。」
弗萊明的職位特殊。他的公司替《財富》雜誌所評選的世界500強公司追蹤網絡和人員間諜的滲透。他表示,除了媒體所報導的之外,「幾百家其它公司因擔心媒體的負面報導而沒有報告數據被盜事件。更糟的情况是,大多數公司根本就沒有發覺到自己的數據外洩。」
他透露說,去年他的公司觀察到,在內部間諜活動和網絡攻擊造成數據外洩的公司案例中,其強度、深度和頻率呈現10倍的增長。他們預期這樣的問題會持續惡化。
弗萊明說:「我們公司情報單位的最新估計是,美國公司和美國經濟每年損失大約5萬億美元。如果將被竊機密的全部價值包括在內,總損失超過美國GDP的30%。」
他說:「這種規模的商業間諜攻擊活動會造成工作機會減少,物價升高與生活品質降低等問題。每個美國公民很快就會受到衝擊。」
多重情報來源
美國網絡反情報公司矛頭(SpearTip)的事故對策部門主管范德維恩(Josh Vander Veen)指稱,這種大規模的竊密行動源自於中共政權對社會幾乎所有層面的掌控。
曾任美國陸軍反情報部門探員、擁有十幾年外國間諜案調查經驗的范德維恩表示,中共當局涉足很多國內産業。它用來竊取商業機密的平臺包括轉移中心、網絡攻擊以及在美國大學進行的學術研究等。
中共利用巨型系統竊取與加工智慧財産權,並憑藉由竊得情報開發出來的産品把錢賺回來。很多時候,這些以盜竊來的美國研發成果為基礎所生產的中國產品,會以原版美國產品的大約一半價格售回美國。
范德維恩說,中共的盜竊行動非常繁忙,也花費很多人力和時間。但若和從事這種研發工作所需的成本與時間相比,盜竊所花費的成本只有幾分之一。
美國智庫國際評估和戰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資深研究員費雪(Richard Fisher)主張,在試圖理解中共政權如何使用盜竊來的商業竊密以及中共軍隊、公司和大學的參與時,「我們應該透過中共的角度來看待這些」。
費雪說:「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非常明確的,但我們不願意接受我們所見到的。」他補充說,任何擁有中共基層組織的單位「都有能力進行情報或軍事任務」。
「黑色行動夥伴公司」一名在中國經營高層生意的匿名客戶表示,中國國營公司的概念也可能具有欺騙性,因為幾乎所有公司都有中共指派的官員。
該消息人士說:「任何超過50人的公司都有中共指派的聯絡官員。這就是中國的法律。」
在中國,區分政府與私人産業、軍方與政府、私人與軍方之間的界線很模糊。而商業竊密系統也同樣存在於這三個領域之間。
中共剽竊的歷史
雖然實際的數據外洩案經常引起注意,但很少人知道這些數據被竊取後會發生什麽事。
瞭解這套系統如何運作與發展,需要一點歷史背景。這可以從冷戰時期中共與前蘇聯的關係說起。
一名熟悉中共對竊取技術進行逆向工程的系統與其如何發展的消息人士向大紀元解釋說,該政權吸取前蘇聯的實務經驗,但在幾個重要的方面進行修改,使其更適合當時中國缺乏技術能力的情况。
舉例來說,如果前蘇聯間諜竊得美國間諜照相機的設計圖,會將它送到研究機構,讓工程師嘗試依現況重製這項産品。
但中共的方法完全不同。該消息人士解釋說,中共當時對它與其它國家的技術落差相當清楚。因此,前蘇聯會自上而下開始仿造程序,而中共則會自下而上。
如果中共間諜取得上述相同的間諜照相機設計圖,他同樣會將它送到研究機構,但該機構的研究人員會先找到這項技術的前幾代版本,並學習如何建構,而不是一開始就對照相機進行複製。
他們會派間諜蒐集與前幾代産品有關的公開資訊,在商店購買下幾代的産品,同時派學生出國到特定的産業學習與工作。
這樣的程序能使他們獲得基本的知識,當他們最終準備對最新版産品進行逆向工程時,他們可以輕易地看出哪些零件有升級,而且得知它相較於前幾代産品有哪些改變。
該消息人士稱,與前蘇聯的方法相比,中共的方法明顯快很多,而且能節省更多成本。
轉移中心負責加工竊來的訊息
中共目前對竊來的訊息進行處理與逆向工程的系統,已經比冷戰時期擴大許多,並且從單純的軍事任務發展至一套滲透到中共政權各部分的系統。
中共獲得竊取的西方機密之後,需要經過加工或逆向工程,否則沒有多大用處。這部分工作由一個大型的轉移中心網絡來完成。
在《中共的產業間諜活動》(China's Industrial Espionage)這本書中,作者漢納斯(William C. Hannas)等三人表示,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沒有像這樣的系統存在。
他們說:「這套系統相當龐大,和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相適應。其運作的規模遠超過中國的科技産業。我們在這裡指的是一個複雜、全面的系統,從發現外國技術、通過一切可能手段獲得這些技術並將其轉換成武器和具有競爭力的産品。」
負責進行逆向工程的部門正式名稱為「國家技術轉移中心」或「國家技術轉移示範機構」。該書稱,這些機構自2001年9月起開始在中國運作,並於2007年12月在中共《國家技術轉移促進行動實施方案》中正式法規化。
據估計,目前有202個這樣的「示範中心」在中國運作。但其真正的規模可能更大,因為這些中心是「其它轉移機構仿效的模範」。例如,中共國務院下屬的國家外國專家局、國務院僑辦經濟科技司、華東科技大學國家技術轉移中心都屬於此類組織。
這些轉移中心扮演了多重角色,包括加工竊取而來的技術、創設中國與外國科學家之間的共同研究項目以及開展旨在招募中國海外留學生的項目等。
《中共的產業間諜活動》一書表示,中國的經濟崛起可以歸功於這一系統。中共的技術轉移中心在基礎科學上以最小的投資獲取了外國的技術秘密。其活動大多是不公開的,但整個世界卻袖手旁觀,無動於衷。
該書表示,如果不能便宜且無限制地取得外國技術,中共無法經歷全世界見證的中國經濟轉型並維持今天的成長。
作者的這些陳述符合美國國防威脅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在2010年發表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稱,中共軍隊的現代化「大量依靠對科技設施的投資、對其國防產業的改革與從海外取得的先進武器」。
該報告補充說,中共政權竊取外國技術的獨特之處在於在這套系統之下,研究機構、公司和其它實體獲得自主權,可以根據其特定需求制定總體方案。
對竊密如饑似渴的軍方
中共的軍隊在竊取外國機密上扮演很特殊的角色。按中共規定,軍方需要負擔一部分軍費。因此,一些中共軍隊將領在過去幾十年來專注於建立外部的資金來源,最終成為中國最有權勢的人。
《90年代的中國經濟困境──改革、現代化和獨立的問題》(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說,在研發項目上,中共軍方特別依賴外來資金。
該書寫道,中共政府的預算只撥給軍隊70%的軍費,軍方必須填補剩下的預算缺口,同時尋找額外的資金以進行現代化。
正如政府與私人企業的關係,中共軍方與國家、軍方與私人的界線,也同樣很模糊。很多中共軍方高層官員也是國營企業的高層主管,其中很多人同時在共産黨內擔任高層職位。
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曾於90年代進行「改革」,當時中國的大型企業幾乎完全由軍方控制。但據幾名專家表示,江澤民的「改革」只是把控制權從軍方移轉到當時掌控這些公司的人手中。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前首席法律顧問崔普勒(William Triplett)在電話採訪中說:「他們就像電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那樣坐著,說道:『你管理碼頭,我負責放高利貸』。」
所謂的「改革」基本上是把軍方經營的制度改成國營,同時允許高層軍官和共産黨高層官員繼續持有這些公司的大股份,並在他們退役之後仍舊掌權。
2005年,時任美國國防部科技安全政策暨反核擴散副助理次長的布朗森(Lisa Bronson)在一場演講中說,中共軍方在美國設置了2,000至3,000個幌子公司,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竊取和利用美國科技。
國防威脅降低局在2010年發表的那份報告稱,聯邦調查局主管反情報的副局長後來表示,中共軍方在美國設置、專門用來行竊的幌子公司超過3,200個。
國家級的指導方針
中共各機構在利益的驅使下瘋狂盜竊外國機密,中共則給這個系統提供戰略指導。1986年3月,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啟動所謂的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美國全國反情報執行辦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於2011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揭示,863計劃向中共「暗中取得美國技術和敏感商業訊息提供資金和指導方針」。
863計劃原先鎖定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含通信技術)、激光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等7個領域,後於1996年又增列海洋技術。
《中共的產業間諜活動》一書提到,中共用來協助竊取外國機密的方案並不限於863計劃,其它還包括發展高科技商用產業的火炬計劃、促進科研的973計劃、大學改制的211計劃以及「無數招募在西方的中國留學生回中國的計劃」。
該書作者說,以上每一個計劃都企圖取得外國的合作和技術,以填補主要的技術空白。這些計劃鼓勵在西方受訓的專家回到中國協助中共發展科技,或繼續留任西方公司,以便提供該政權所需的訊息。
作者引用來自中共的一份文件稱,863計劃建立了一個擁有大約80個數據庫的圖書館,收藏了3,800萬篇公開發表的文章,內有蒐集自美國、日本、俄羅斯和英國出版物、軍事報告與國際標準的訊息,總數據量超過4,000吉字節(Gigabyte)。
竊密系統的中樞神經
中共這套竊密系統的背後據稱有條中樞神經,同時也是該政權內的重要力量之一。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一個深藏在中共軍方內部的低調組織可能就是這條神經。
據一名曾在中共主要間諜部門工作過、但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軍方總參三部(技術偵查部)下屬的第61研究所是中共經濟間諜活動中最有權勢的組織之一。
在中國,影響力和關係是權力的關鍵。據說負責61所的人是王建新。他是毛澤東時代中共軍方的情報頭子王諍之子。王諍曾於1977年到1978年擔任總參謀部電子對抗部部長。
消息人士說,這一家人控制所有的通信往來,再加上其它的家族關係,使他們擁有淩駕於中共軍方之上的顯赫權勢,特別是王建新對軍方總參謀部的駭客擁有指揮權。
該消息人士說,很多駭客單位編碼的前面兩碼是61,亦即61所指定的代碼,例如:61398部隊,該部隊的5名駭客去年遭美國司法部起訴。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的一份報告指出,總參三部至少有11個類似的網絡攻擊機構。
這名消息人士的陳述無法獲得獨立證實。對這些陳述的調查曝露出人們對此一神祕組織的恐懼。這位與61所有關係的消息人士要求不要使用他的姓名,因為他擔心如果61所知道他洩密,他恐怕會在一週內喪命。
另一名身為高層情報分析人員的消息人士在電話訪問中一聽到總參61所,立即婉拒發言。
一談到這個組織時,「黑色行動夥伴公司」的那名客戶也說,雖然他知道該組織,但他同樣有類似的安全考量。他說,總參61所位於北京海澱區西北角,其成員在朝陽區擁有公寓,在朝陽公園附近。他證實說,依據他的經驗,61所是中共政權內主要的權力中心之一。
崔普勒表示,中共政權的權力結構與其組織結構分離。換句話說,在組織圖中低好幾層的軍事部門有時候比位居其上的部門還有權力。
他補充說,在1980與1990年代,最有權勢的部門之一是負責指揮情報人員蒐集情報的總參二部(情報部)。但隨著網絡的興起,其權力可能已經移轉至負責網絡間諜活動和蒐集信號情報的總參三部。
中共政權走入尾聲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資深合夥人魯特瓦克(Edward Luttwak)表示,中共大規模使用竊密手段支撑其經濟的事實表明,該政權已經走入任何共産政權的最後階段,也就是意識形態逐漸崩潰的時候。
魯特瓦克將這個最後階段描述為「超級務實主義」取代意識形態的階段。在共産黨社會的這個階段中,人們不再相信「全球平等」,他們開始思考如何不惜任何代價獲得成功。
魯特瓦克舉例說,如果你把冰淇淋給一個意識形態至上的人,他可能會拒絕;如果給一個務實的人,他可能會接受;而一個「超級務實」人,無論你給或不給,他都會把冰淇淋拿走。
他表示,中共一開始是個意識形態的政黨。「問題是,當意識形態的人不再意識形態,他們不是變得務實,而是超級務實。」
他認為,任何獨裁國家都是充斥謊言的王國,而掌權的人都是超級務實的人。他說,在現階段,「他們會拿走任何想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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