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權力因時因人而異
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澤東搞的是職務終身制，行使的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專斷權力，全黨尊之如帝，全民崇之如神，開口即是「最高指示」，成文即是「光輝著作」。毛對「集體領導」不屑一顧，把他親自組建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大多數成員打成了「反黨集團」、「三反分子」、「走資派」、「二月逆流」，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一個接一個送進了鬼門關。毛把他的老婆江青樹為「文革旗手」，臨死之前又把他的侄子毛遠新以「聯絡員」名義、前機要譯電員兼「女友」謝靜宜以「方便向主席匯報」名義塞進中央政治局（毛、謝二人按毛的授意從一九七五年四月起列席政治局會議）。
中共「第二代核心」鄧小平既不當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當政治局常委但極少親自參加常委會，卻坐在自己的家裡悠然行使「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高權力。鄧扳倒華國鋒，廢黜胡耀邦、趙紫陽，指定江澤民、胡錦濤，擅行廢立五任中共最高領袖。鄧按自己的意願數度修改憲法，為自己量身定制普通黨員可以出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黨章條款。鄧退而不休，在「全退」之後仍以老邁之身輕而易舉掀起「九二南巡」的改革風暴。
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雖然威權不及毛、鄧，但其任用「上海幫」私人親信，巧立名目排斥萬里、喬石、李瑞環等鄧小平為其配備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十三年任期結束仍然霸著軍委主席職權不放，強行對胡錦濤「扶上馬，送一程」，隔代為沒有「核心」頭銜的胡錦濤指定「接班人」。
中共三代「核心」，毛是生殺予奪、權力無邊的君王兼教主，鄧是僭權越位、垂簾聽政的太上皇，江是小媳婦熬成惡婆婆。由此可見，「核心」權力的形式與內容各不相同，因時因人而異，並無一定之規，而其共同之處，就是僭越黨章、踐踏憲法，實際權力不以固定任期和法定授權為局限。
習近平要如何行使「核心」之權？就目前的政情而言，顯然，他首先要解決的是明年中共十九大的高層人事主導權，其次是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的「接班人」指定權，其三則是由「核心」頭銜所衍生的、二十大之後的幕後操控權。
中共的四個核心、四位弱主
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今，中共一共產生了八位名義上或實際上的最高領袖：毛、華、鄧、胡、趙、江、胡、習，其中，有四個「核心」、四位弱主，時序上，大致強弱相間，人數上，正好平分秋色。但官方的歷史編纂學一向以權勢為本，只認政治強人為歷史主角，毛、鄧被描述為「一代偉人」，尤其是視民命如草芥、視功臣如仇寇，殺人如麻、整人無數，導致冤獄遍地、餓殍遍野的毛澤東，因其打贏國共內戰、為紅色政權開基建業之功，成為中共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不二真神。而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名字則是黨史敘事的禁忌，要麼消聲滅跡，要麼一筆帶過。如今，沒有「核心」冠冕的弱主胡錦濤夾在新老兩位「核心」之間，已是形單影隻：黨統皆強人，斯人獨憔悴。
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重新審視這六十七年的中共建政史，則會不無驚奇地發現：凡弱主在朝時期，幾乎總是黨內政治氣氛比較輕鬆、社會寬容度比較高、思想學術界比較活躍的時期；而強人當政時期，全都是政治氣氛沉悶、社會控制嚴密、思想文化僵化的時期。
胡耀邦、趙紫陽雖然只是名義最高領導人，但他們在任之時，對鄧小平的政治獨裁傾向、陳雲的經濟保守傾向形成了牽制和緩衝。鄧小平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陳雲堅守的國有為主、民營為輔，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鳥籠經濟政策，之所以沒有對改革開放的大局造成重大的衝擊和干擾，八十年代之所以成為思想啟蒙、經濟開放、體制改革的黃金時代，胡趙的牽制與緩衝作用至關重要。
即使是在尚未脫離文革思維且領導能力嚴重不足的華國鋒當政時期，政治狀況也因為華的弱勢執政風格而有所補益。華國鋒為人謙和、順從眾意，對復出掌權的鄧小平、陳雲處處退讓，為「黨內民主」提供了自然天成的政治環境。那時候，西單民主牆沸沸揚揚，「真理標準討論」空前熱烈，中央工作會議暢所欲言，十一屆五中全會制定出異常開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此時華雖失勢但仍在台上），……這正是華國鋒弱主當朝所提供的「自由化」與「黨內民主」福利。
江、胡、習三任之中，最強的是習近平，最弱的是胡錦濤。胡溫執政時期一直以對上不能擺脫前代「核心」掣肘、對中不能抑制「九龍治水」分權、對下不能管束地方諸侯各行其是而廣受詬病，以至有「政令不出中南海」、「抱著炸彈擊鼓傳花」的譏評。但若放在縱向比較的角度看，對於展現中共專制體制的改革彈性，激發地方經濟的自治活力，恐怕仍以胡錦濤任上的弱勢中央治理更加有效且有益。中國經濟規模躍升為世界老二、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連年大幅增長之所以發生於胡溫十年，並不全是慣性使然、幸運所致，弱勢治理是原因之一。
如今，習近平中央的「集中統一」、「核心意識」已至阿諛之輩競相攀比「絕對忠誠」地步，「從嚴治黨」已至地方實力官員不思進取、怠政惰治地步，政治肅殺、經濟僵持，是習式強人治理的必然後果。不要說內地的地方政經系統活力與胡溫時期已有極大差距，即便在「一國兩制」的香港，胡溫政府對反二十三條立法風波和反國民教育風波的軟性處理，與習近平當局對真普選運動和議員宣誓風波的強硬態度，弱勢治理相對強人政治的優勝之處，也是一目了然的。
弱主之治優於強人之治
其實，不僅中共治下的弱主之治明顯優於強人之治，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這也是一個普遍現象。晚清第一強人非慈禧太后莫屬，在慈禧長達半個世紀的強勢統治中間，弱主光緒帝曾經短暫親政。在當時人眼裡，慈禧固然是「核心」，聽政頒旨，言出法隨，而光緒則是畏畏縮縮、戰戰兢兢的傀儡。但光緒帝一次弱弱的「百日維新」嘗試，開中國政體改革之先河，便勝過了慈禧一生乏善可陳的強人之治。
袁世凱是中華民國首位政治強人，袁氏之後北洋政府的掌舵者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則全是「混戰」與割據時代裡權位朝不保夕的弱主。然而，強人袁世凱將主要精力放在改內閣制為總統制、改終身總統為洪憲皇帝，權力愈大愈集權無度，最終釀成了國家的鬧劇與個人的悲劇。而袁世凱之後的弱主執政時期，雖然政令不出中南海、軍令不出本派系，卻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最快的時期，第一架飛機、第一艘萬噸輪船均誕生於此際。那時也是近代以來思想最解放、言論最自由的時期，一時間湧現出近百位彪炳後世的思想文化大師。那時更是有史以來結社最容易、組黨最便利、政治最多元的時期，建黨立派，議政謗政，幾乎沒有任何門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一群被後世史家污名化的北洋政府弱勢領袖，其實都是道德素養很高、民族氣節極其堅定的人物，段祺瑞面對三一八慘案死者當街長跪、終身素食，曹錕面對日本人威逼利誘「喝粥也不當漢奸」，這群弱主之中，沒有一個投蘇附日的賣國賊。
中國的政治文化具有「恃強凌弱」的偏好，強人強到蠻不講理的程度，往往成了「偉人」，弱主弱到弱不禁風（政治風波的風）的程度，必然淪為廢主。這種政治文化誇大了專制政體中政治強人的「核心」作用，也貶低了政治弱主的歷史價值。而事實上，在沒有憲政民主的權力體系中，倒是弱主留給下屬、地方政府的發揮餘地更大，留給對手、民間社會的自由空間更多，因而，弱主之治比強人政治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治績。基於此，習近平執意要做「核心」，不是一個好兆頭。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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